碧海蓝天

杨亚军：哈佛是不是也应当特招菲尔普斯呢

碧海蓝天 — Fri, 5 Sep 2008 10:12:13 +0800

抗议人大,为什么不破格录取博尔特,他为社会zhuyi guojia 争了光,符合教育部破格规定!

杨亚军：哈佛是不是也应当特招菲尔普斯呢
时间:2008年9月4日作者：杨亚军来源:光明网

刚刚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冠军的中国跳水队林跃、秦凯、火亮及世锦赛冠军周吕鑫、何姿等5位跳水运动员，今年被人大破格录取，也将成为人大新闻学院的大一新生。（8月31日《京华时报》）

我国名牌大学破格录取奥运冠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按理说，奥运会冠军为国争光了，享受点特殊照顾也无可厚非，但任何事也有个度有个规则。

人民大学作为全国的名校之一，如今你却在破格录取一些跟你的新闻专业根本靠不着边的跳水运动员，真是让人莫名其妙。

如果按照同样的逻辑和做法，今年在奥运会上为美国争得八枚金牌的菲尔普斯，也该被全美最好的哈佛大学特招，而且还应当上哈佛最好的商学院或者法学院，而事实上菲尔普斯仍然在密歇根大学（2008届）平静地读他的体育管理，美国的大学向来不会为体育明星“献上”学位的，应该理解，美国的大学不会免试送学位给明星，主要是因为要对学生们在学位上维护公平。体育运动员更应知道自己在体育上的成就是公平竞争而来，不能因为不公平得来一个读大学机会，会毁坏了自己在体育公平竞争中得来的崇高荣誉。

如今的大学真是奇怪，怎么那么在乎“明星”的捧场。你破格录取奥运冠军，我就让人家硕博连读。你提供免费食宿，我就让导师上门辅导。高校本应该是学术至上、探求真理的圣殿，结果却变成了三教九流的大秀场。学术的尊严被当作儿戏，教授的头衔被廉价地甩卖。

记得古希腊有神教、俗权、学术“三权分立”关系的说辞，三者彼此都有着精神人格上的独立和尊贵。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古老信仰，让哈佛、牛津这样的世界名校婉拒了授予美国总统里根名誉博士的要求，谢绝了阿拉伯巨商千万巨款的捐赠。即便是身处军阀压力之下的清华大学，也曾经于1923年有过拒绝黎元洪、冯国璋两位总统大人的公子免试入学的举动。

体育的归体育，大学的归大学，运动员在体育上的成功理应得到他应该得到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但不可以奖励学位，尤其作为人大这样的名校，录取学生应该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她的学生应该是最有能力做出学术能力的人，而不应该随便把大学名额，作为一种资本奖励。再有贡献的人，如果没有相应的学术天赋，或者基础，把他招进名校，这其实是对大学的极度不尊重，要知道学位从来都不是奖品。

奥运会结束了，奥运冠军该去那里去那里，人大破格录取跳水冠军，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做法，这是在鼓励另类取得一条非正常上大学的途径，更可怕的是，它将妨碍社会的有序进步和和谐发展。

十年工商梦

碧海蓝天 — Wed, 3 Sep 2008 21:44:03 +0800

奥运会的热闹一过,就要开学了.想想到今年九月,自己在这个学校已经呆了整整十个年头,从最初的不经意间投递求职简历,到刚刚入学的先就业后择业,再到现在的把一生最黄金的时光献给这个学校,感慨万千.自己亲眼见证了工商大学的合并、磨合、不愉快到后来的混沌和现在的茫然。也不知道这所学校会走向何处？无论老师与学生，都对眼前的发展不太满意，可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人承担过责任，到处一片赞誉，似乎反思的都没有。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园，没有上下努力，领导和师生如果不同心协力，再漂亮的大楼也遮不住它的苍白。大学没有了精神和自己的特色，何以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立足。这些年，各类排名，自己所在的学校再步步下滑，虽然那些排名没有多大意义。十年梦想，醒来一片茫然。

陶东风：中国大学病象

碧海蓝天 — Mon, 1 Sep 2008 10:07:37 +0800

陶东风：中国大学病象

标签：大学

● 大学

    大学，以人为本还是以楼为本——中国大学病象之一

    近日，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发现了一个网友的帖子，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网站合作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83.9％的人认为，现在不少大学的建设存在“面子工程”和“过度消费”问题。 ( http://www.tecn.cn )
    该网友同时引用了前任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的话说：“我国高校在经历了合并、调整后，现在又进入了另一个高潮——兴建新校区、兴建大学城……中国高等院校盖大楼的速度是高校发展史上的‘世界第一’。” ( http://www.tecn.cn )
    帖子最后的结论是（中国高校）“水平不够楼房凑”。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提供的信息和提出的问题，我对此同样具有深切的感受。我来增加几个例子。
    例子之一，我经常到外地的大学开会或调研，它们给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大兴土木，疯狂扩张，校园巨大无比（一般在三千亩以上，有些大学的新校区就是三四千亩，加上就校区就更大了），硬件设施可谓一流。我可以和我去过的外国大学进行一个对比。在我去过的美国、澳大利亚一些大学，校园超过三千亩的好像不多（当然，由于美国大学没有围墙，所以有些大学的面积不好准确计算，只能估计），其中麻省理学院占地面积只有168英亩，大约相当于中国的1500亩。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和中国的差距，你会产生更加强烈的震惊体验。更严重的是：这么巨大的面积实际上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占用了本来十分稀缺的良田不说，同时也为学生和教师的教学、研究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比如，从教室到宿舍要长途跋涉，花费很长时间。 ( http://www.tecn.cn )
    例子之二。中国正在扩张的许多大学，除了面积巨大，其他所谓“硬件”设施，比如电化教学程度，其进展速度也让人吃惊。许多大学的教室都配备十分先进的多媒体设施。遗憾的是利用率却不高，好像并不都是出于教学的实际需要。有一次我去北京郊区的一个学校进行函授，因为事先不知道他们教室的多媒体设施，就同时带着ppt和胶片（用于那种比较“原始”的投影机）。到那里后，他们说胶片投影我们早就淘汰了，但我们有先进的多媒体设施，放ppt没有问题。可是上课时却没有人知道怎么用（机器上面厚厚一层灰，显然长期闲置）。叫来专门的管理人员弄了半天还是不行。看见学生在眼巴巴等着，我急了，问：“你们平时难道不用？”回答是：“我们从来不用。”“那为什么要装？”回答：“为了评估的需要”。“评估需要”在中国的语境中实际上也就是“政绩需要”，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先装了再说。这里显然暴露出“评估”的巨大威力。有意思的是，2002-2003年我到美国的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上课，也同时带了胶片和ppt。结果他们那里能够放ppt的多媒体教室不多，预约非常困难。但一般教室都有那种比较旧的投影器（overhead projector）。所以只好改用胶片。他们的教授感叹：“你们中国比我们现代化啊。”不知道是讽刺还是真话。 ( http://www.tecn.cn )
    另外一个让我感到对比强烈的事情是：中国大学上至校级机关的每个办公室，下至每个院系的每个办公室，办公室的每个行政人员，备有非常高级的电脑，一律的液晶显示器。相比之下，美国大学不但行政办公室数量（以及行政人员数量）比中国少得多，而且电脑的级别也低很多。我在布法罗大学的时候，看到所有教授办公室的电脑都是比较陈旧的，更不要说液晶显示器了。笔者还知道许多大学大量购买笔记本电脑等设备，但是常常闲置不用，几年以后就被更好更先进的“淘汰”。 ( http://www.tecn.cn )
    这是一个方面的对比。另外方面的对比也同样强烈。比如，中国大学的图书馆不但藏书数量有限，每年用以购买图书的经费非常少（都用来盖大楼了买电脑了），而且服务质量极差效率极低。借一本书要化半天的时间：找书目卡片，填写书号书名，然后交给管理员，等了半天还经常没有。而美国大学的图书馆不但图书数量多，而且服务水平很高，不要说自己可以自由进去取书看书，不要说每个座位都可以接电脑，而且馆际借书十分方便。在布法罗大学的时候，如果我要借的书没有，他们就请我写上该书的信息，一个星期以后这本书已经放在我的信箱里面了。还有一次，我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森分校图书馆借一本霍米巴巴的书，他们馆没有。但是管理员热情帮助我查了全球各个大学图书馆，很快告诉我这本书只有英国的一个大学有，问我要不要借。我问多长时间，他们说大约十天到十五天。这使得我非常感慨。 ( http://www.tecn.cn )
    总起来看，中国大学的确是在搞“面子工程”。浪费大量土地和财力不说，还给教师学生的学习、研究、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完全不是以人为本，以学术为本；而是以上级领导为本，以面子为本，以所谓“政绩”为本。好像有了高楼大厦就是“政绩”，就是国内一流或国际一流，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样的政绩越大恐怕离高等教育的宗旨越远。问题出在哪里？首先出在我们的上级部门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合理，在大量农村学生还在危房中上课的情况下，这么多的大学买花费国家的资金购买这么多的先进设备而又常常闲置着，这不是很讽刺么？其次是评估的非科学化。我们把大学水平的评估看做是大楼和设备的比拼，而不是教学和研究成果质量的比较。 ( http://www.tecn.cn )
    当然，大学不是空中楼阁，大学的面子工程不是孤立的。实际上整个中国大地上到处可以见到诸如此类的面子工程，媒体上也到处有这样的导报。比如有媒体这样描述郑州惠济区的豪华政府办公大楼：“６幢崭新的办公大楼、１个巨大的半球形会议中心气势恢弘；数百亩绿地、园林、假山、喷泉环绕其中；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几只鸭子在悠闲地游弋……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区域，就是河南郑州市惠济区办公新址。５月底，当网友将这个外观豪华的政府办公新址的照片在网上曝光后，其山水景观式的建筑格局和５３０亩的占地规模，引来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声。”（《郑州惠济区占地530亩建豪华政府楼称“50年不过时”》，2006年06月21日人民网）据说这个办公区花费数亿元，占地比美国白宫还多400亩。相比之下，国外的政府办公楼的设施却简陋得多。比如某旅加学者在2006年08月07日《新京报》发表文章《怎样的政府办公楼最有脸面？》写到：“我所侨居的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是个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其市政府办公楼就坐落在市中心的要道三号路边，是座外表平平无奇的普通楼房，虽不能说简陋，但在市里绝算不得什么很起眼的建筑。距市政府不远的市图书馆，就比它漂亮得多。市政府门口既无门房，更无岗哨，办事者和普通民众可以自由出入；进门后除了一些承办各种需要市政府批准的活动手续，以及各种接待咨询的窗口和办公桌，便是一个不大的大厅，里面陈列着该市建设规划的模型和蓝图，任由民众参观和品头论足。加拿大也好，我以前去过的几个国家也罢，县市政府的办公条件几乎都差不多。”而且，从市长到市民，都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丢面子。 ( http://www.tecn.cn )
    没有人能够否定大学应该盖新楼、购买新设备，即使其“门面”也应该装潢得漂亮一些。问题是国家投入教学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个学校所使用的资源更是有限，这就涉及如何使用的问题，何者优先的问题，指导思想的问题，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是以面子为中心还是以教学科研质量为中心，以所谓“政绩”为中心还是以学生和教师为中心，以盖高楼为目的还是以培养大师为目的，以楼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如果一个学校在基本藏书还远远没有配备的同时又大量购置所谓“最先进”的设备，而实际上老设备仍然可以使用，甚至新设备的作用只是在上级领导来参观的时候偶尔“路面”“亮相”，那就像一个人把自己有限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来买名牌服装，剩下的百分之二十连勉强糊口都很难。在此，我想我们应该温习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话：“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 ( http://www.tecn.cn )

    高校改革与填表教授——中国大学病象之二

    我2003年6月14日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立即被各种各样的表格所淹没。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其实，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当然还有每学年度一次的本单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绝对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围着表格转，几乎所有我的朋友与同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战。是我喜欢填表么？不是，我是一个最讨厌填表的人，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同事与朋友们也都不是表格迷恋者。我们不得不忙于填表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 http://www.tecn.cn )
    目前高校正在进行以考核聘任制为核心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是希望打破铁饭碗、促进人才流动、提高学术生产力。其必要性自不待言。但是进行高校改革、提高学术生产力是否非得把大家都变成"表格教授"？说句实在话，填表不是没有好处的，填表的奖赏是金钱。但是我实在怀疑金钱数量的增加是否必然伴随学术水平的提高。我常常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怀念学生时代的相对清闲，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也没有那么多的表格要填。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充裕的时间与悠闲的生活比大把的科研经费可能更加重要（当然前提是衣食无忧。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大学教师而言，衣食无忧已经是一个现实）。科研经费多了，学问下降了。这是我的真切感受。我们再也没有充裕的时间静静地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急于拿出"成果"并把它填进表格里。我实在是怀念曾经有过的五个"一"的日子：一本书，一杯茶，一支笔，一根烟，一张纸。不写东西，就是读书与思考。但是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或者说，这样的日子或许我只能过上一年，一年以后我就下岗了（因为没有完成这一年的考核指标）。我们常常听到人说现在的时代学者太浮躁，产生不了大师。是啊，在年度考核制度的压力下，那些有志于成为大师的人，不是饿死或就是成了下岗待业人员了。 ( http://www.tecn.cn )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学术质量的评估方式与评估标准上。到目前为止，全国各高校聘任制的标准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系列量化的科研与教学指标（主要是科研指标，因为教学质量存在相当的弹性，不好量化）。这个堪称精细繁复的标准详细地规定了每年或若干年中特定职称的教师必须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多少文章、获得多少政府（注意是政府的而不是民间的，也不是国外的）的奖励及获奖等级、得到多少政府资助的（又是政府的）科研项目以及项目的级别，等等。达不到规定标准者解聘（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超出这个标准者奖励。这个标准也适用于对教师而言性命攸关的职称晋升。有不少学校甚至明文规定：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几篇即可晋升教授，或争取到什么级别的国家项目即可进入工资等级的哪个档次。可谓铁面无私，一点不含糊。 ( http://www.tecn.cn )
    然而让人感到纳闷的是：这些量化的指标几乎完全依据行政机构的级别来衡量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它把对于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学术刊物、学术奖励以及学术项目的级别的评定，同时更把对于学术刊物、学术项目、学术奖励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刊物/奖励/项目的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评定。具体而言：它把直属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国家级刊物或所谓"威权核心刊物"，在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不仅可以获得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的经济奖励，还可以用作评定职称的最有力依据。而那些在地方性的所谓"一般刊物"发表的文章则意义甚微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它把各种学术项目同样分为国家级（又分为"重大"与"一般"）、省部级，分别依据不同的级别给予数额不同的配套奖励，同样这也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有些学校明文规定没有国家级的项目不能评教授或不能进入工资等级中的某级）。如果你的项目既不是国家级的又不是省部级的（比如国外的或民间的），那么对不起，没有配套奖励，也不能用做评职称的依据（哪怕这个项目的钱数远远超过国家级的项目）；最后，它把学术奖励也依据颁奖者的行政级别，分为国家级、省部级等，并依次给予不同的再奖励。民间的（比如各种学术协会的）奖是不算数的。这样的考核奖励制度赋予政府直接控制的学术刊物/奖励/项目以绝对权威，它可以转化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强势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占有了这种权力的人，不仅可以获得单位赋予的经济补助，而且在考核评聘、职称晋升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先性。所以，这些学术资源的获取对于一个教师的生存与发展就变得性命攸关，它获得了其他民间性质的学术资源所无法比拟的附加权力。 ( http://www.tecn.cn )
    这就是目前各个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操作方式。不难看出，这个原则的最大特点是行政化与官本位。它依据学术人、学术行为以及学术成果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远近来评价学术的价值与重要性，其所产生的结果不仅仅是学术独立性的丧失，更是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萎缩。由于中国学术资源的高度官方化、学术资助、学术奖励的高度计划性，更由于各个高校几乎毫无例外地依据行政级别来取代学术的自身标准，目前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科研人员御用化倾向。人人都把眼睛盯着如何在中央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何获得国家级别的项目与奖励。问题是：国家的学术资源不是可以随便获得的，也不只是通过纯粹的学术水平获得的。政府有自己的遴选标准与规则，这个标准与规则简单地说，就是为政府的宣传与决策服务。只要对于国家社会科学项目指南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些指南上开列的选题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与实用功利性。政府不会把钱给那些在它看来没有现实意义或理论意义的项目。当然，我不否认具有强烈政策导向性与实用功利性的研究项目都没有意义，但是它绝对不能等同于学术的标准；我也不认为只有中国政府才倡导学术研究"为我所用"，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是如此。真正重要的区别或许在于：西方国家没有这么严厉且机械的用行政级别来评定学术级别的做法，而且在西方国家，存在大量非官方的学术基金与奖励。这些基金与奖励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学术声望上都不亚于政府的基金或奖励。学术资源的多元化使得西方学者不必把眼睛死死盯着政府的钱袋，同时也保证了他们可以发表一些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有益于社会却未必能够取悦于政府的学术成果。这是西方国家学术多元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的学者能够保持独立性的制度保证。 ( http://www.tecn.cn )
    那么为什么各个高等院校的改革方案都大同小异甚至如出一辙？根源在于：大学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于高校的地位以及高校领导的政绩具有一套模式化的考核标准。众所周知，国家对于高校的评估，最主要的是以该校的学位点的层次与数量，一个学校拥有的学位点层次越高（博士学位点高于硕士学位点，一级学科学位点高于二级学科学位点），数量越多，那么该校的在政府与民间享有的文化资本就越雄厚，地位就越高，它能够从政府与民间获得的资助以及其他收入也就越多。这就决定了几乎所有高校的领导都把增加或创立学位点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问题是学位的争夺同样是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的，政府制订"竞争"规则。这个规则与我们上面说到的各个高校的教师考核聘任的那一套标准几乎如出一辙：同样是关于各种级别的论文、项目、奖励数量的统计，只是量化程度更高、更烦琐而已。各种级别的论文、项目与奖励都有具体的打分标准，而所谓"评审专家"所做的工作差不多就是按照标准记分、加分而已。 ( http://www.tecn.cn )
    这样，为了增加学位点，各个高校一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进行烦琐的填表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了刺激本校教师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拿高级别的奖与项目，各高校领导制订各种制度把所有与教师切身利益相关的一切，特别是工资与职称晋升，与这套以行政权力的大小为核心建立的"学术"评估标准紧密结合起来，下发各种各样的表格统计"成果"（实际上就是高级别的论文、项目与奖励的数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高校教师都忙于填表的根本原因。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本来就已经是著名学者的教师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先地位，不得不更加起劲地把眼睛盯着所谓的"一级刊物"、国家级的项目与奖励，而那些还在为副教授、教授而苦苦挣扎的后来者，更是集中一切精力把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与获得高级别的项目与奖励当作自己的敲门砖。那些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在高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或获得高级别的项目与奖励的教师，就立刻成为学校的宠儿，也成为各个学校争夺的"人才"，他们可以成功地把自己的学术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名利双收。他们尽管心里可能对于表格大战极为反感，但也根本没有办法摆脱表格的统治，就像孙悟空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对比一下80年代知识分子与学者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追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的情况相比，现在的学术精英们大多在忙于填表，忙于把自己的学术资本转化为金钱与权力，忙于买车买别墅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最为根本的是忙于拉近和增进自己与各种掌握官方承认的学术权力的学术机构的关系，因为这是其他一切的前提条件。 ( http://www.tecn.cn )
    我当然不是否定学术研究应该有一套评审机制与标准，否则只能导致大锅饭与平均主义。问题是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学术机制与标准。我并不否定那些所谓权威核心刊物（国家级刊物）的学术含量，甚至承认它们的总体水平可能的确要超过其他刊物。但问题是，这绝对不意味着这些刊物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果都一定是优秀的，或绝对高于其他刊物发表的学术文章。而许多没有得到国家级项目的学者，也未必就比那些手拿几个国家项目甚至重大项目的学者水平低。像现在这样一刀切地把刊物或项目、奖励的级别与工资以及职称晋升直接地、死板地挂钩的做法，无异于变相的"学术血统论"，根本不利于健康正常的学术规范、学术竞争机制的建立。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权力介入、控制学术的最有力的中介。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围绕权力的指挥棒转。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行政权力机构是否有诚意真正尊重学术的自身规律、退出学术场域。权力退出学术场域、把学术的评估权真正交给专家群体，不但不会导致学术的衰退，相反只会促进学术的健康、自主的发展。具体一点说，各个高校完全没有必要根据刊物或学术奖励、学术项目的行政级别来裁定学术成果的质量，更没有必要把它作为进入获得某种奖赏或晋升某种职称的硬性指标（可以作为参考指标），应该推行真正的专家评审制度--最好是匿名评审制度，专家当然更没有必要据刊物的行政级别定高低，而应该依据自己的眼光作出评定。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保证专家群体的学术眼光与学术良知，他们就不会被收买么？即使是匿名评审制度，能够作到真正保密么？的确，我不敢做这样的保证，特别是在目前中国这样的情况下。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不尝试进行真正的专家评审，那么专家评审制度就永远也不能得到培植与健全。学术良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得到发展与完善的，即使是一个没有学术良知的专家，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学术监督环境中也会变得遵守学术规则，否则无法在学术共同体中生存。而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的建立，首要的条件就是学术的自主性。 ( http://www.tecn.cn )

    这样的本科教学评估怎么得了？——中国大学病象之三

    这几年教育部实行的四年一度的本科教学评估，目的在于借评估促进、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其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任何好的设想都必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和文化土壤，否则就会适得其反（所谓“淮橘为枳”是也）。本科教学评估就是这个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缺少配套的制度保证，各个高校在迎接本科教学评估（简称“迎评”）过程中已经产生许多奇奇怪怪、匪夷所思的事情，堪称中国教育界“二十年未睹之怪现象。” ( http://www.tecn.cn )
    除了极少数几个全国名牌大学以外，绝大多数大陆高校都把“迎评”看得高于一切，成为全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当评估临近，整个校园立即进入特级警备状态，所有教职工必须全天值班，各级领导必须二十四小时待命。可谓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各个教研室的书架必须放满图书，如果没有，就把教师家里的图书搬来充数，评估之后再拿回去；所有教室、教研室、办公室的每个角落必须用白手套擦不出一点黑色。如此等等。 ( http://www.tecn.cn )
    在这样的不正常“戒严”状态，难免产生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几乎所有大学在专家组来前，全校动员进行集体大造假运动，把所有四年来的学生作业、教师教案、学生论文和试卷全部调出来进行“认真”的审查，消除所有明显的和可能发现的“纰漏”。比如：把已经封存的学生试卷拿出来重抄一遍，甚至重新出卷、重新答题（分数不变）；把学生毕业论文拿出来进行彻底的精加工，增加三千字以上的英文资料翻译、不少于一百条的注释和参考书，结果把一个本科毕业论文活生生拉成比硕士论文还要长的厚厚一本！上面有教师每周的修改意见和学生每周的修改情况记录。真是一出活闹剧。 ( http://www.tecn.cn )
    出现这样荒唐透顶的现象，原因到底在哪里？大学可是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这里人的平均智商怎么着也不会低于人口平均水平吧？怎么突然之间大家成了弱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 http://www.tecn.cn )
    当有人把原因归结为教育部的评估政策的时候，教育部反问：谁叫他们（各个大学的领导）这么搞的？这样搞不是我们的初衷。我想这是教育部的真话。那么问题在高校领导么？各个高校领导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苦衷”：教学评估与太多的利益牵连在一起：学校的地位和知名度，教育部或地方政府的经费投入额度，学生招生人数，等等。这些可都是事关学校命脉的！我们输得起吗！而且在其他各个高校都弄虚作假成风的情况下，我们不跟着弄虚作假行么？ ( http://www.tecn.cn )
    是啊，谁都输不起。可是评估总是要有等级的，所以“输者”一定是免不了的。不是你“输”就是我“输”。问题是无论输赢都要公正，学校的排名和等级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真实地评选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包括弄虚作假在内的突击方法临时“抓”出来的。各地盛行弄虚作假的根本原因是在评估的方式。教育部应该改变评估的方式和内容。 ( http://www.tecn.cn )
    首先，必须放弃那种运动性的、高度组织化的评估，改为平时经常性地通过各种灵活方式对学校的本科课教学质量进行调查摸底，深入到学生和教师中获得确切的信息，而不是几年来一次大的评估“运动”。即使是专家组的集中评估，也不应该在评估开始之前让被评估的学校领导具体了解到评估组的组长和成员名单、到达时间等等细节。要在被评估学校完全不知情、事先完全不通知的情况下，进行突击检查。这样至少可以消除或减少对方事先搞突击“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样作的前提是教育部必须坚持廉洁和公正，对于内部的泄密者要严惩不贷。 ( http://www.tecn.cn )
    其次，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应该突出软件方面，而不是片面强调硬件（诸如大楼、占地面积等等）。一方面，软件相对不那么容易突击“提高”；另一方面，软件和大学师生的科研和教学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比硬件更加紧密，比如课程改革的力度，大班上课还是小班上课，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图书馆的藏书量以及使用效率，等等。目前本科教学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教科书陈旧老化，大班满堂灌，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次数和质量偏低。这些都应该通过评估得到克服。 ( http://www.tecn.cn )
    第三，评估主体应该多元化和评估权力应该分散，打破评估主体的一元化和评估权力的垄断性。评估权力的垄断与其他权力的垄断一样必然滋生诸多弊端。目前，由于评估成绩基本上完全取决于专家组的一次性评估结果，可谓“一评定终身”，从而导致评估组的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结果是各高校评估组和上级主管部门马首是瞻，搞出种种欺上瞒下的事情来，使得评估组、也使得教育部的评估声誉扫地。应该增加评估主体的多元化，分散评估权利和评估方式，使得高校的评估成绩并不取决于教育部评估组的一次性评估成绩。 ( http://www.tecn.cn )
    总之，我们希望教学评估能够真正体现高校的实际水平，真正促进和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不要让评估演变成为一种形式，一种变相的形象工程。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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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新冷战序幕拉开

碧海蓝天 — Thu, 28 Aug 2008 21:05:45 +0800

最近因为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问题,美俄在黑海舰队纠集,双方都比较克制,但双方又都比较强硬.表面上是独立问题,其实质是两个大国争夺战略空间.美国借俄罗斯衰落之机,步步进逼,使俄已经没有再克制的可能.俄支持这两个地方独立,其意图在于制造两个缓冲地带,当然,也是在牵制格鲁吉亚,避免走的太远.上合会也会讨论这个问题,可个人以为不会有何实质作用,俄罗斯新总统面对此问题是一个严峻考验.美俄关系在近期会严重恶化,中国对此问题也会高度关注,但表态会十分谨慎的,尤其外交部的发言基本都是外交常用辞令.当然学者在此问题上也大多会保持沉默.

史雨文：华国锋寂寞的晚年

碧海蓝天 — Sat, 23 Aug 2008 19:29:02 +0800

史雨文：华国锋寂寞的晚年

标签：华国锋

● 史雨文

    在历史学家看来，政治人物不过是其政治理念、业绩的符号和标记。政治人物在位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和关注往往是由人及事；而在他离任后，人们的议论则往往是由事及人。华国锋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个政治音符，已在中国政治旋律中消声，他集喜剧和悲剧于一身的经历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遐想…… ( http://www.tecn.cn )
    2002年12月26日，毛泽东109周年诞辰日。全国各地数万名群众来到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瞻仰者中有一位不寻常的常客，他就是前中共领导人华国锋。 ( http://www.tecn.cn )
    华国锋生于1921年，山西交城人。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在湖南任县委书记、地委专员、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革"期间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4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10月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军委主席。1980年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又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 http://www.tecn.cn )
    华国锋从1976到2002年，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由于年事过高，他没有作为十六大中委候选人，但仍是十六大代表。华国锋没有进入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引起了西方舆论的关注。路透社评论："毛泽东钦点他接班，邓小平让他退位，即将离任的党总书记江泽民和他的同事，安排他平静地结束了政治生涯，这个传奇人物就是前中共主席华国锋。"一名驻北京的外国外交官说："这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第三代领导都必须退，那么华国锋也应该离开。" ( http://www.tecn.cn )
    华国锋1976年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他利用毛泽东给他的"你办事，我放心" 六字批示，控制住了复杂的政治局势，和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人一起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与其他在政治变迁中退位的中共领导人相比，华国锋的经历要平稳得多。虽然他因为"两个凡是"而被批评为犯了"极左路线错误"，但自十二大以来的四次党代表大会都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中共最新的党史定论，对他的评价也是客观的。 ( http://www.tecn.cn )
    华国锋对自己的言行十分严谨，虽然他仍然享受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待遇，可以到全国一些地方走访，但他很少离开北京，从不议论时政。华国锋身边的人和友人，现在习惯称他为"华老"，他对这个称呼感到很自然。有时也有人称呼他"华主席"，据说他对这个称呼感到很不自在。 ( http://www.tecn.cn )
    此次中共十六大，华国锋依然在中央直属机关小组，但他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有代表询问为什么没有提名华国锋为十六大中央委员，中直机关小组召集人解释说，主要是考虑他已是81岁高龄，身体也不好。 ( http://www.tecn.cn )
    一名十六大代表这样描述华国锋目前的生活现状：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他最近看到华国锋的一幅字，"鲲鹏展翅"四个颜体大字写得浑然大气、骨力毕现。 ( http://www.tecn.cn )
    深居简出的华国锋，每年有两天必定外出，就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日和9月9日毛泽东忌日，带着家眷和随从去毛主席纪念堂。每次瞻仰毛泽东遗容，华国锋都亲自喊行礼令："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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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北京,我的第二故乡(图)

碧海蓝天 — Sat, 23 Aug 2008 19:00:42 +0800

美丽的北京,我的第二故乡

在自己的老家读的大学,那时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认为这就是孝顺父母.读了大学以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发誓考研究生离开自己的家乡山西,而且只要离开的学子很少有回去的,倒不是我们不热爱自己的故土.后来在南京读了研究生,小时候就听说这座古城,曾经萌生过留在那里的念头,后来经不住父母的规劝,终于没有留在那个美丽的江南城市,虽然现在很怀念那里的岁月.现在在北京已经呆了十年之久,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可能今生注定与这座美丽的城市为家.总在不经意间,发现自己已经融入这座美丽的城市,称她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可能一点也不过.

金牌大国与体育强国(图)

碧海蓝天 — Thu, 21 Aug 2008 11:43:19 +0800

北京的这次奥运会很让人兴奋,很多金牌该拿的都拿到了,有些也很幸运地拿到,可兴奋归兴奋,还是应该多理性思考,我们的金牌拿得不少,可体育运动在全国,尤其是农村地区开展的可不尽如人意.因此,中国奥运会还是应该多做些普及工作,而不能只拿金钱养一些拿金牌的运动员.当然,北京这次运动会,自己最大的收获就是体育扫盲.希望下届运动会召开之时,中国不仅是金牌大国,而且我们的体育运动也取得了大发展,很多运动都有了群众基础!

中国男篮与男足

碧海蓝天 — Mon, 18 Aug 2008 11:11:15 +0800

好象天生对足球没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在看了中国男足以后,觉得这样的踢球还不如不踢.这几年中国足协可是没少折腾,花钱请洋教练,请洋球员,市场化等等,除了看那些球员腰包鼓了,丑闻更多了,还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长进,所以经常鼓励自己,不要害怕任何挫折,试想下,男足踢成那样,人家都很光鲜地潇洒着,自己这点痛算什么,这次奥运会,干脆就没看,不值得.倒是中国男篮的几场比赛都看了,虽然和美国、西班牙的比赛输了，可精神很受鼓舞，水平有很大提高，而且拼的很顽强，尤其是西班牙那场比赛，真让人扼腕叹息，如果不是体力的原因，说不定可以胜了，因为前面的比赛真让人激动。比赛多奖牌重要，提高运动员水平更重要，可说到底，让国人都热爱体育恐怕是最最重要的。

奥运在即,离开北京回家了

碧海蓝天 — Thu, 7 Aug 2008 11:38:34 +0800

奥运马上就要召开,七年的等待终于可以成真了.幸福来的太迟,快乐也会减半.北京欢迎你的歌声传唱各个角落,志愿者的身影出现在北京各个街道与场馆,一切工作的中心都集中在了奥运上,老婆也成天为奥运不分白昼与黑夜的去工作,好象自己的心情始终那么平淡.北京采取了很多措施,作为一个公民也很理解,虽然有些不太方便.我自己不喜欢体育运动,是那种"生命在于静养"的崇拜者,所以自然也没有多大热情,惟有离开北京,减轻城市压力,到老家窝一个星期.在北京的朋友们也别太激动,体育比赛终究是个游戏,不要太在乎成败得失.呵呵,期待奥运成功举办,也希望那些志愿者一切平安!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碧海蓝天 — Tue, 5 Aug 2008 09:08:17 +0800

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标签：邓小平改革开放

● 周其仁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 http://www.tecn.cn )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 http://www.tecn.cn )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 http://www.tecn.cn )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 http://www.tecn.cn )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 http://www.tecn.cn )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 http://www.tecn.cn )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 http://www.tecn.cn )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 http://www.tecn.cn )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 http://www.tecn.cn )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 http://www.tecn.cn )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 http://www.tecn.cn )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 http://www.tecn.cn )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 http://www.tecn.cn )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 http://www.tecn.cn )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 http://www.tecn.cn )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 http://www.tecn.cn )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 http://www.tecn.cn )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 http://www.tecn.cn )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 http://www.tecn.cn )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 http://www.tecn.cn )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 http://www.tecn.cn )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 http://www.tecn.cn )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 http://www.tecn.cn )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 http://www.tecn.cn )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 http://www.tecn.cn )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 http://www.tecn.cn )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 http://www.tecn.cn )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 http://www.tecn.cn )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 http://www.tecn.cn )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 http://www.tecn.cn )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 http://www.tecn.cn )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 http://www.tecn.cn )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 http://www.tecn.cn )

    三、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 http://www.tecn.cn )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 http://www.tecn.cn )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 http://www.tecn.cn )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 http://www.tecn.cn )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 http://www.tecn.cn )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 http://www.tecn.cn )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 http://www.tecn.cn )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 http://www.tecn.cn )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 http://www.tecn.cn )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 http://www.tecn.cn )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 http://www.tecn.cn )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 http://www.tecn.cn )

    四、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 http://www.tecn.cn )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 http://www.tecn.cn )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 http://www.tecn.cn )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 http://www.tecn.cn )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 http://www.tecn.cn )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 http://www.tecn.cn )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 http://www.tecn.cn )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 http://www.tecn.cn )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 http://www.tecn.cn )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 http://www.tecn.cn )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 http://www.tecn.cn )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 http://www.tecn.cn )

    来源：www.zhouqiren.com